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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何慧丽、胡方萌、符彬、潘国亮: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理念转型及其试验

 

摘要:高等教育本质上属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上层建筑范畴。近现代高等教育以工业化为导向、以培养“产业型”人才为目标。它在履行其历史使命的同时,出现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失衡、以实用主义尤其是经济功用为学术取向等弊病。生态文明作为超越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其到来需要高等教育形态的转型相匹配,并成为它的助产婆,其人才取向为“生态型”,包括具有整体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敬畏生命和灵魂、把握自主性和合作之道,等等。与之相应的新型教育形态雏形,有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改革、北京林业大学翱翔支农与实践社的“校园农耕”经验、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乡村情景分享”经验,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经验,等等,应完善这样的制度探索并推广之。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应对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上层建筑范畴。高等教育形态,是具有一定历史使命的教育方式,体现了一个文明时代作为主要矛盾的经济基础和政治需求。

本文在阐述中国以工业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形态的历史使命及其弊病基础上,认为时代到了新的关口——由工业资本文明转型到生态文明;而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需要高等教育形态的转型,以与之相匹配,并成为它的助产婆。文章列举了当前与生态文明相呼应的几种新型教育形态的雏形,并呼唤完善对这种新型教育形态的制度设置,从而在培养生态型人才的使命中发扬广大。

一、生态文明为主导的教育形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现代出现的大学教育,作为国家工业化宏观战略的产物,在对我们这个传统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发展中的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的国家百年的工业化而言,确实履行了其历史使命。由于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和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从政府到社会对刚刚起步的大学教育均抱有一种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态度。“政治事业之推动与支持,则首赖于人才。人才之培养,系唯大学教育之责。”[[i]]天津大学的前身——中日甲午海战后1895年成立的天津北洋西学学堂,作为近现代以来我国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其创办宗旨为“兴学救国”, 重点培养理工科人才,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任务服务。伴随着中国上个世纪百年来的四波工业化浪潮,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师从欧美,到照搬苏联,再到师从欧美的历程,虽然每个时期的政治形态不同,但都显示出了教育本质是因应着中华民族百年来共同的政治战略目标——为救亡图存、改革开放的产业化发展目标培养主体力量——人才的。因为高等教育要面向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需求,其任务和内容则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科知识为重点,其典型特征是作为大型集中化综合性学校,教育过程为适应工业社会的需要而设计,致力于培养有一技之长的专门化人才。因此,专业教育、知识技能教育,其教学内容趋向于实用主义的专业化,教学组织趋向于形式主义的程式化,教学方法趋向于教条主义的传授式,这些现代化教育的变迁特点,为国家战略的指挥棒所指引,是工业文明在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使然。

时代到了21世纪初期,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赶超战略终于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事易时移,变化易矣。以工业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形态,也逐渐表现出了其弊病的一面。其重视知识技能型、分科之学的专业化,以及产业化发展到了极致,形成了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失衡等严重事实。专业化的人才(包括专家教授等知识分子),形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分裂或者抽离式的认知图式和生活样式,在对世界的真实认知上,“我们的专家们好似成千上万个盲人。他们用拐杖在大象的各部位乱捅乱戳。大象是什么,各人自有主张”[[ii]],而综合人才或者全人教育却丢失了。如此,学生素质无法全面发展;学生自由研究空间大大缩小;学生创新思维难以养成。而且,产业化的教育发展,是适应非再生能源基础的需要而出现的,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均是基于培根、笛卡尔和牛顿等知识大家所奠定的机械论世界观。众所周知,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都依赖于非再生能源基础,“当非再生能源贮存告磬,以其为基础的全部经济上层结构便宜将开始分崩瓦解。上层结构的各处正在出现裂痕。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所剩的非再生能源仍然难以胜任修补工作”[2]。高等教育今日之问题正是“上层结构的各处正在出现裂痕”的表现。

执政党因应社会发展机遇和困境,于2007年提出了生态文明战略,于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认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总之,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战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是工业资本文明发展到后期的危机以及转机使然。“生态文明的发展有赖于两大因素的实现:第一,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即地球上的生态环境状况从最终意义上决定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存亡;第二,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社会活动、人的文化心理变迁,需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基础性目标,以敬畏天地和自然为终极目标。它要求生态文明理念与道德准则在经济、社会、人文、民生和资源、环境等各个领域发挥导向、驱动作用”[3],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与身体、各文明之间等等都逐渐“生态化”“和合化”,以此体现新的文明时代特点。可见,所谓“环保”,已不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全面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动指南的综合性理念层次的问题了。

既然教育形态随着文明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变迁而变迁,那么既有的教育形态如何适应执政党倡导的新文明形态而发生改变,并顺之者昌,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改革使命。新的生态文明的时代秩序应是以教育为开端的,至少当前及今后的大学教育,其方式、内容、方法论和宗旨,均是要围绕着这一战略性目标来的。社会政治战略目标的转型从根本上必然决定了高等教育的转型方向,而高等教育的形态转变,因为培养、造就了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史主体力量——人才,也反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新的人类文明到来亟需大量的基于生态文明教育原则而培养出来的“生态型”人才。它需要汲取古典的自由教育、自然教育及现代生命教育、非理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合理成分,服务于生态文明战略践行的现实和长远需要,并在现实可能性的探索中得到经验性的建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形态的变革,不仅是生态文明到来的重要体现,而且推动着生态文明的转型,是其发生、发展的基础工程。那么,什么样的教育形态和教育目标符合生态文明的需求呢?以下谨从三个与生态文明相符的教育目标和原则上进行阐述,分别称为转型之一、之二、之三,如下分别对这些教育目标和原则上的根本转型进行阐述。 

二、转型之一:应培养具有整体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人才 

这条教育原则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的。这一理念,汲取了古典自由教育的合理内涵,即推崇通识教育,主张个体身体、道德和智慧的和谐发展,其中包含了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性把握,理论认识和实践能力的统一性把握,等等。而以前为适应工业社会需要和非再生能源基础的需要设计的专业型分科教育过程将越来越过时。对生态型人才的教育过程,将围绕着对待知识的整体论方法而展开。如教育将强调过程而不是测量法;人们将找寻彼此联系的现象流动,而不是收集彼此隔离的事实贮存;考试将更着眼于非系统化的经验主义能力,而不只是自觉的有方向性的理性能力;论文、口头表述和实践经验很重要;学习不再意味着灌输性的知识积累和进步,而是脑力和体力的结合,体验性知识将成为必需,等等。

当前高校体制内通识教育的改革,正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培养具有综合性、整体性视野的探索和尝试。国内通识教育基本上是在1999年教育部建立一些素质教育基地后得到发展,近些年来较有影响的还有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复旦大学的“核心课程”、浙江大学的“大类招生”,等等。通识教育是针对教育现代性的问题——大众化、技术专业化的缺陷而来的,它不只是一般教育的课程或知识,而是一种顺应未来社会变迁需求、培养中华文明传人的教育形态。它借鉴了古典自由教育的原理性思想,但有时代、民族和国情的新的内涵。通识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可以哈佛大学为借鉴:“为学生将来参与公共事务做好准备;教育学生能够理解自身既是艺术、理念与价值传统的产物,又是这些传统的参与者;使学生能够对社会变化做出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回应;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自己言行的道德伦理意义。” [4]具体来说,通识教育核心内容为提供完整的教育,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奠定其广博的知识结构基础,训练和影响学生的心灵。其设置课程的特点和教学方式注重全面性、互补性、实践性和博雅性,可以“从教学内容体现融合性、教学过程增强互动性、考核方式注重实践性这三个方面进行教学改革”[5]。值得强调的是,博雅教育是通识教育实践发展到新阶段的一种教育形态,“它突出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注重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品质。它不仅鼓励开展多学科多领域的探索,更强调跨学科的整合,并能引导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发展”[6]。 

以中山大学通识教育试验为例。2009年,中山大学率先在全国成立首个博雅学院,首任院长甘阳认为博雅学院只是整个通识教改试验的一个环节,其目的是给通识教育的模式提供一个理想化的试验环境。博雅学院作为中山大学专门设置的学院,每年从各录取院系和专业的入校新生中精选30名学生集中住宿和学习。其教育方案是本科学制四年不分专业,贯彻跨学科跨领域的教学方式,目标是培养今后有能力从事高深学术研究的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课程设置贯彻“少而精”原则,学生四年本科期间将广泛深入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包括中国文明史、中国人文经典、西方文明史、西方人文经典,等等,每门核心骨干课将有大量阅读、讨论与合作任务。教学方式还采用了研究生助教制度、小班讨论制度等。经过几年不易之实践,甘阳认为当前要推进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就要对现在的各种极端不利的条件(不利的社会氛围和大学内各种不利因素等)有充分的认识,目标一定要非常实际, 要量力而行和逐渐积累。 

由于通识教育试验有助于培养个体自身全面发展的素质与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其内含了生态文明时代所要求的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等的整体性、综合性的培养价值取向。可谓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理念转变的重大探索。 

三、转型之二:对大自然物质和生命运动的认知与敬畏

对大自然物质运动和生命运动的体验和认知,是大学生把握的一大类系统知识。从对大自然物质运动的认知上而言,敬畏生命是一条根本原则。 

具有对生命和灵魂的敬畏之心,是生态型人才核心宗旨之一。生命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敬畏生命是人类文化的开端,也是文明和文化的伦理内核,在开启人类文明之初, 敬畏生命就包含了对各种生命——人类、动物和植物等生命的敬畏。“敬畏生命是一条上抵天、下抵地、中涉人的绝对性、普遍性和深刻性的伦理原则,它直接针对当今无法无天的人类, 要求唤醒他们的生命意识和伦理良知”[7],让每个人都在用信念和行动回应它,承担起敬畏生命的神圣职责,包括热爱生命、尊重生命和保护生命的职责。量子物理学证明,粒子能记忆身边环境的变化,会记忆外界的想法、语言、音乐和图像,并通过自身变化反映出来。敬畏生命,赞美生命,对大自然物质运动的生命形态持积极认知和友善态度,才能走上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共荣之路。

自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地方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剧而导致中国“三农”问题严重化、出现生态环境危机以来,在以温铁军为首的知识分子倡导下,全国高校大学生“三农”社团蓬勃兴起,有持续作为的约有100多家,遍布全国各大专院校。大学生“三农”社团作为以关注农民、农业和农村为出发点,对包括农业在内的乡村生命和乡土建设进行参与性认知的自发组织,是对产业化、学科化发展的大学教育进行补位的产物,它不同于高校体制内的院、系、班的规范化组织设置,具有志愿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等特点。“三农”社团以“关注‘三农’、成长自我”为使命,或利用校园条件进行相关理论学习和行为体验来了解“三农”,或利用节假日奔赴乡村进行乡村建设的参与式体验。以北京林业大学翱翔支农与实践社等高校社团为主的“校园农耕”试验,以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等高校社团为主的“乡村情景朝话”行动,均是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对大自然物质运动认识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性探索。

 

关于“校园农耕”试验。北京林业大学翱翔支农与实践社是一支以践行“环保、爱心、支农”为特色的志愿服务类学生社团,从2005年成立起至今,已有会员累积近千人。翱翔社于2008年始连续5年来在全国首创“校园农耕”行动,开展景观农业、生态农业的试验,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社团“校园农耕”的试验过程,不但是一种全人教育方式的体验式教育过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整体性认知和运用,更重要的是,学生们从中受到了敬畏生命和灵魂的体验性教育。农耕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活,整个过程中有堆肥、选种、育苗、耕作、除虫等多种农业技术的运用。在农耕初期的育苗大赛环节,学生们感受到了是生命就需要一定的温度、湿度、阳光等条件限定;在接触、感受、呵护生命的过程中,他们体验到了生命的脆弱、神奇、条件、生长、成熟,等等。这是一门关于尊重生命的体验性的综合性学科,而非知识灌输型的专业化学科。此外,在农耕过程中学生们培养了一定的情与志——即灵魂的塑造。当该社团在农耕中把握了一些规律之后,便激发起了大家追求生态,健康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热情、志向和理想。他们主动地以校园农耕推广交流会的方式,进行示范、推广、宣传,并以极大的热情带动了北京农学院、天津科技大学、井冈山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重庆大学等“三农”社团的校园农耕实践。

 

关于“乡村情景朝话”的体验。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是一支成立于2003年的社团组织,在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中,它一直以结合农村社会和大学生自身发展状况探索有效的乡建方法而凸显于高校社团之林。自从2011年起至今,该社团就提出“向社会学知识,到田野做学问”的目标[8],以“乡村情景朝话”的方式去发现乡土性,去体验那以土为本的百谷草木与人类生命之间的生生不息关系,其中包括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友善关系。培养发现乡土性的能力和功夫,其方法就是悟道与尚清。所谓悟道,即经历“接触事物→找出规律→反复验证→完善浓缩、穷究其理→旁及其他、一通百通”这样一个过程[9];所谓尚清,即敏其感清其心,就是在解放身心开发五官潜能,对真善美、知情意的呼唤中,恢复相对于人为雕琢而言的“天然”和“自然”,触及到自然社会和历史传统的根本。该社团试图通过悟道与尚清的方法,对自身本能的直觉力尽情释放,也即“率性至道”,从而学会接近他人、他物和大自然生命的本然机理,真正地分享感动、收获,使自己成长,大家共享成长,这种对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同于资本化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和情景场域——多元生命共生的乡土性之寻找和体悟,就是乡村情景分享行动的主要功能。两年来,该社团在河南省兰考县坝头村、贺村、南马庄村,杞县的于村,开封县的杨庄村、段木周村,通许县的岳寨村,灵宝市的罗家村等诸多村子,进行支农支教活动时,均于清晨时分,到村庄的田野里、树林里、高岗上、草丛中、祖茔旁、古树下,进行情景分享式的朝话活动,曾写出了《良辰美景润心田》《祖坟与古树》《老院落,新院落》《新乡村建设之黄河坝头篇》等文章。把“感觉、理解和欣赏乡土性”作为一大任务的下乡行动,这是一个新方向,意味着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外发力量“走进乡村”理念的开拓,这种做法和理念曾影响到很多其他“三农”社团的下乡活动取向,即从以前以热情协助和推动农民合作的方式“求诸于人”,到以感受天地生命和推己及人的方式而“求诸于己”。2013年4月,当代知识分子指导参与的河南省灵宝市弘农书院成立了,它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为宗旨,两年以来开展的关于下乡大学生实践教学任务之一,就是“乡村情景朝话”。

四、转型之三:把握人类社会运动的自主合作之道

从对社会关系运动的认知上而言,把握自主性和合作之道是另一条根本原则。 

自觉把握和处理社会关系中的自主性和合作之道,学会理解和尊重“差分”和合作之道,是生态型人才的社会关系处理时表现出来的特点。所谓差分,是指“性质各异、品位有差、充分分化的”多样化的存在,也是指各种物质元素、要素的“差异与分殊”的“连续不断”“不断生生”的过程[10]。所谓自主性,是在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的价值予以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在多样化的存相之中培养自己的差分并自觉对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认知。所谓合作素质的培养,是指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融突”和合的动态过程中,把握住如何达到共生、共处、共立、共达及共爱的大道。所谓“共生、共处、共立、共达、共爱”等五大中心价值,是21世纪人类最大的原理和最高价值,是21世纪人类处理各种自然、社会、文化问题的基本原理。 

如下谨以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所进行的乡村实践教学探索——“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为例。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作为一家民办社会性组织,成立于2004年,是以新乡村建设为核心目标,以推动农民合作与城乡和谐发展,进行大学生行动教育与新文化研究及推广工作为主要任务的民间组织。该中心曾与国家扶贫办、中国扶贫基金会、香港社区伙伴等组织合作,自2005年开始启动“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迄今已有10届,培养人数已达几百名。

“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面向高校和社会,选择那些关心农村发展,对农民有感情,有服务农村热情,有奉献品格的大学生为培养对象;要求培养对象有意愿长期蹲在农村,全职一年进行相关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工作;原则上要求培养对象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人员可适当放宽);必要时也可以持有所在高校书面推荐或同意的在校休学证明而休学一年。学员实践领域多种多样,主要是关于合作互助的农村社区发展尝试,关于绿色联盟的农村可持续发展尝试,关于生态农业种植的联合尝试;关于新青年绿色公社的尝试,即青年人自身的可持续生活的探索,等等。

把青年学生迈向具有生态文明导向性的实践作为一种重要教育手段,权且称之为生态文明的实践教育模式。这个实践教育模式,具有教育学层次上的方式之综合性和目标之彻底性。相对于“理论已死?理论何为?”的高校教育之反思,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直接践行了“实践即教育”的命题。在具有生成性、综合性和多样化的乡村社会生态实践之中,年青人通过参与农民合作的方式学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之道;在自觉把握和处理各种乡村社会关系之中,体验到了农民合作事业和生态文明事业的需求而滋生的知识分子自主性价值,在接近自然的有机耕作体验中,在对乡村四时风物的感受中,年青人真正理解和明白了尊重天地万物生命间“差分”的多样性共生价值。通过“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的推动,一批优秀的青年人脱颖而出。他们不仅摆脱了旧有的教育和思想羁绊,推动了以乡村实践教育为模式的变革和教育理想的实现,而且也开始通过自身行动的合作式参与,推动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这就将个人的成长和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结合起来。

乡村实践教育,作为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多年来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其开创性经验已经为相关组织所重视和采用。到目前为止,约有近十家机构采用类似的方式培养青年人才。如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组织的“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友成基金会组织的“小鹰计划”,等等。

 综上所述,从工业文明主导的教育形态向以生态文明为主导的教育形态转型,作为一个时代性的宏大战略课题,本身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此消彼长,它是在高校体制内、外或者两间之间的条件允许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理念转变及其试验为体现方式的,一点一滴的量变积累过程。值此新文明与旧文明交替之际,惟愿适应生态文明需求的新型教育形态,能够从先行者们在一定条件下自觉试验的萌芽、开创阶段,发展到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进行相关制度化的保障阶段,以及在高校和全社会的成熟推广阶段。

参考文献: 

[1] 钱穆.文化与教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

[2]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吕明,袁舟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10,168.

[3]何慧丽,吕迅,王瀛昊.作为生态文明形态的有机农业之道——以北京市天福园有机农庄的经验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16-123.

[4]王蕙.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对中国高校的借鉴意义[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3):83-87.

[5] 杨展怡.通识教育理念下非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以F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例[J].科教导刊(下旬),2015(4):137-138.

[6] 冯向阳.我国通识教育的发展应当更加重视博雅性[J].高教研究,2010(7):105-108.

[7] 王俊.作为生态文明形态的敬畏生命伦理[J].学习与探索,2010(5):25-28.

[8]何慧丽等.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总结及反思——以开封10年经验为例[J].开放时代,2014(4):149-167.

[9] 刘益明.中国式的“悟道”对大学通识教育的启示[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5(5):91-95.

[10] 张立文.和合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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